張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職A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擔任司機，工作地點位于天津市濱海新區，雙方簽訂有期限為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的勞動合同(甲方為A公司，乙方為張某)，合同第十二條約定：“勞動爭議的程序為……，不服仲裁裁決的一方，可在收到仲裁裁決書即日起十五天內，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訴。”A公司的住所地為湖北省武漢市，上述勞動合同第十二條系格式條款。

　　合同履行中，雙方發生糾紛。2012年9月19日，張某向天津市濱海新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要求A公司支付其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賠償金103950元。2013年3月8日，仲裁委作出裁決書，裁決：1.A公司支付張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20790元；2.駁回張某的其他仲裁請求。張某對仲裁裁決不服，起訴至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A公司未起訴。

　　一審法院向A公司送達起訴書及開庭傳票，A公司在答辯期內提出管轄異議，并主張依據其與張某簽訂的勞動合同，不服仲裁裁決的，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為湖北省武漢市，故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對此案無管轄權，申請：要求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將此案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或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

　　【律師解說】

　　本案主要涉及在勞動爭議糾紛中，雙方是否可以就案件管轄法院進行約定，勞動合同中如果出現約定管轄的條款，其效力應如何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可見，合同糾紛或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適用約定管轄，勞動合同雖然具備一般合同的表象性特征，但約定管轄造成勞動者訴訟明顯不便利的情況下，不應適用約定管轄。

　　首先，勞動合同具有特殊性，其與普通民事合同存在本質性區別：

　　(1)普通民事合同體現的是合同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表示，雙方簽訂合同時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愿，形成合意再簽訂合同，而勞動合同通常是格式合同，實踐中大多數用人單位不會與勞動者就合同條款進行協商，勞動者很難就格式條款進行變更；

　　(2)普通民事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具有平等的民亊主體地位，簽訂合同后僅需接受合同條款的約束，雙方當事人之間沒有隸屬關系，而勞動關系具有人身依附性，雙方當事人主體地位存在實質意義的不平等，勞動者需接受用人單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通常處于相對弱勢的締約地位。因此，若允許用人單位在勞動合同中使用約定管轄的條款，并確認該條款的法律效力，通常會排除勞動者的訴訟權利。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有關約定管轄的立法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方便當事人的訴訟，允許當事人自行約定管轄地，另一方面也是方便法院對案件的審理，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但由于勞動合同的特殊性，約定的管轄地可能與爭議的聯系并不緊密，并不方便案件事實的查明。同時在用人單位所在地距離勞動者的勞動生活地較遠的情況下，約定由用人單位所在地管轄，則會對勞動者的訴訟帶來較大困難，亦不符合協議管轄的立法宗旨。

　　綜上，勞動合同中約定勞動爭議糾紛由用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該約定給勞動者造成明顯不便利，勞動者主張該約定管轄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