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部

　　1、判決書字號: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2006)高新刑初字第112號判決書。

　　2、案由：非法處置扣押財產。

　　3、訴訟雙方：

　　公訴機關：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曾瓊芳，女，1980年5月6日出生，漢族，初中文化，身份證號：511027198005067085，住四川省樂至縣天池鎮西街51號，暫住成都市紅牌樓北街23號。2005年12月15日因涉嫌轉移贓物罪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分局刑事拘留，同月28日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分局取保候審。2006年1月12日被依法執行逮捕。

　　辯護人：楊俊斌，四川經緯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4、審級：一審

　　5、審判機關和審判組織。

　　審判機關：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程為清;審判員：王虹曦;人民陪審員：廖冬雪。

　　6、審結時間：2006年10月10日。

　　(二)訴辯主張

　　公訴機關起訴指控，2005年12月3日上午9時許，在本市紫荊北路58號2棟2單元11號暫住的柳星宇趁同居的女友杜小麗睡覺不備之際，盜走杜小麗放在床頭柜上錢包里的工商銀行卡后，在本市紫竹北街儲蓄所取走杜小麗人民幣12 000元;次日上午，柳星宇再次趁杜小麗睡覺之際，又用同樣手法盜取杜小麗人民幣25 000元，同時盜走杜小麗金手鐲、“三星”數碼相機一部，共價值人民幣4 274元。上述贓款、贓物均被柳星宇先藏匿于其前妻曾瓊芳暫住地，后柳星宇將其中12 000元贓款帶回老家交給其母親用于給被告人之父買養老保險，15 000元存入曾瓊芳的中國銀行卡內由曾瓊芳代為保管，贓物一直存放在曾瓊芳暫住地的保險柜中。公安機關于2005年12月9日擋獲柳星宇后，隨即在曾瓊芳暫住地查獲、扣押了涉案贓款贓物，并明確告知曾瓊芳，柳星宇存于其中國銀行卡上的15 000元錢系贓款，并扣押了該銀行卡。曾瓊芳于2005年12月11日讓其弟用被公安機關扣押的銀行卡的配套存折將15 000元代為取出，非法占為己有。成都高新區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曾瓊芳秘密竊取已被公安機關扣押的贓款，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被告人曾瓊芳及其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基本事實無異議，但提出其并未構成盜竊罪，其構成的罪名應為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理由是：一、被告人沒有使用秘密手段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因人民幣屬于種類物，而非特定物，貨幣的占有人視為貨幣的所有人;存單或存折不僅是存款合同，也是存款所有權的法律憑證。存單或存折上注明的是誰，誰就是所有人，因此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構成盜竊罪不妥。二、被告人曾瓊芳的行為應當構成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其理由為，被告人在公安機關明確告知了被告人柳星宇給她的錢是贓款，并將其存折依法予以扣押了的情況下，對扣押的存款予以轉移，其行為擾亂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其行為符合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罪的特征和構成要件。三、被告人系初犯，其認罪態度好，轉移的贓款亦全部退還給受害人，請求法院對其從輕判處。

　　(三)事實和證據

　　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1、2005年10月，被告人柳星宇與被害人杜小麗通過網上認識后同居。在同居期間，被告人柳星宇于2005年12月3日、4日兩次趁被害人熟睡之機，將被害人放在錢夾內的中國工商銀行儲蓄卡盜出，并分別于12月3日、4日憑該卡到銀行取出現金12 000元、25 000元，總計盜取金額為37 000元。2005年12月4日，被告人在再次盜取被害人的中國工商銀行儲蓄卡時，趁被害人杜小麗不注意之機，盜取了被害人的金手鐲一只、“三星”數碼相機一部(上列被盜物品經鑒定，價值為4 724元)。2005年12月4日，柳星宇將贓物及贓款15 000元，交與曾瓊芳放在其暫住地成都市紅牌樓北街23號附1號的保險柜內保存。次日，二被告人將該15 000元存入以曾瓊芳名字開戶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內，另5 000元，柳星宇存入了以其名字開戶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內。同時被告人柳星宇于當日回到其樂至老家，將12 000元交與其父繳納保險費用。其余贓款已被被告人柳星宇耗用。現被告人柳星宇已將贓物全部退還給被害人，并已退還了贓款12 000元。另查明，二被告人原系夫妻，案發前已離異。

　　上述事實的證據有：

　　(1)被告人柳星宇在公安機關的供述，證明以下情況：2005年10月中旬，被告人在網上認識了被害人杜小麗，次月初正式接觸后同居。2005年11月21日左右，杜小麗在取錢時，被告人記住了其銀行密碼。次月2日，被告人想到其父需繳納養老保險費12 000元，其又無錢替其父繳納，2005年12月3日9時左右，被告人柳星宇趁被害人熟睡之機，將被害人放在錢夾里的工行卡拿走，到銀行取出被害人存款12 000元后，將錢放在被告人曾瓊芳的租住房內。同時仍趁被害人熟睡之機，將工行卡放回被害人錢夾內。當日晚上，被害人提出被告人陪其一起回老家，被告人害怕被害人家人瞧不起其沒有工作又一無所有，遂決定再次將被害人的工行卡偷出，再將被害人存在該卡內的其中20 000元從銀行取出后，即不再與被害人往來。次日晨7時左右，被告人再次趁被害人熟睡之機，將被害人放在錢夾內的工行卡及身份證取出;當日9時左右，被告人趁被害人不注意，將被害人的金手鐲與“三星”數碼相機盜走。隨后被告人再次用被害人的工行卡，將被害人存在該卡內的現金25 000元取走。同時被告人將其手機號碼與小靈通號碼一并予以更換。柳星宇回到與其前妻曾瓊芳同住的成都市紅牌樓北街23號附1號暫住地后，將所盜物品交與了曾瓊芳放在其保險柜內，次日，二被告人一起到中國銀行，將所盜的其中15 000元存入了被告人曾瓊芳開戶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內。當日，被告人趕回其樂至老家，將其盜取的其中12 000元交與其母，為其父繳納保險費用。

　　(2)被告人曾瓊芳在公安機關的供述，證明二被告人原系夫妻，2004年9月離異。離異之后，二被告人仍居住在成都市紅牌樓北街23號附1號暫住地。2005年12月4日上午10時多，被告人柳星宇在暫住地將一部“三星”數碼相機、一只金手鐲及15000元人民幣交與曾瓊芳，曾瓊芳將上列物品存放在其保險柜內，于次日與被告人柳星宇一道將15 000元人民幣存入了以被告人曾瓊芳名字開戶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內。

　　(3)被害人杜小麗的陳述，證明其在2005年12月4日，被告人柳星宇稱有事出門后，其發現其工商銀行儲蓄卡及身份證及“三星”數碼相機一部、金手鐲一只被盜，其儲蓄卡的現金經查詢，已于12月3日、4日分兩次被盜取，其金額為37 000元。其他陳述與被告人柳星宇的供述一致。

　　(4)證人柳光順的證言，證明其子柳星宇在12月幾號的一天給其人民幣12 000元，叫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用。

　　(5)刑事案件登記表，證明被害人的報案情況。

　　(6)擋獲經過，證明被告人柳星宇被抓獲的經過情況。

　　(7)現場清點筆錄，證明被告人柳星宇被擋獲時，經現場清點，被告人的隨身物品有被害人身份證，并有中國工商銀行的儲蓄卡等物品。

　　(8)扣押、發還物品清單，證明所扣押的“三星”數碼相機、金手鐲、身份證、中國工商銀行儲蓄卡、及人民幣12 860元予以扣押，并將物品及現金12 000元退還給了被害人。

　　(9)查詢存款回執，證明2005年12月5日，以被告人曾瓊芳及被告人柳星宇為戶名的兩張中國銀行儲蓄卡上，分別存入了現金人民幣15 000元及5 000元。

　　(10)二被告人的常住人口登記表。證明二被告人的身份情況。

　　(11)中國工商銀行存款清單。證明被害人在該行的儲蓄卡上，已于2005年12月3日、4日被取出的金額分別為12 000元、25000元人民幣。

　　(12)價格鑒定結論，證明被盜物品的價值，經鑒定為4 724元。

　　(13)涉案照片，證明被盜現場及被盜贓物及存放贓物的地點等情況。

　　2、2005年12月10日，公安機關在二被告人的暫住地成都市紅牌摟北街23號9棟4單元3號搜查時，即明確告知了被告人曾瓊芳，以其名字開戶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上的存款15 000元系被告人柳星宇所盜竊的贓款，公安機關將予以扣押追繳，并當場將從暫住地保險柜內搜出的借記卡予以了扣押。被告人曾瓊芳隱瞞其還持有該借記卡存折的情況下于次日指使其弟曾茂富到位于成都市“羅浮世家”附近的中國銀行將該贓款15 000元全部予以支取，并向公安機關謊稱將該款用于償還了被告人柳星宇借他人的借款。拒不交出。

　　上述事實的證據有：

　　(1)搜查筆錄，證明公安機關于2005年12月10日，在被告人柳星宇的帶領下，在被告人曾瓊芳的見證下，從二被告人的暫住地(位于成都市紅牌摟北街23號9棟4單元3號)位于被告人柳星宇臥室內的保險柜里查獲存有15 000元贓款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一張(卡號6013823100019096262) 及其他贓物。

　　(2)扣押、發還物品清單，證明被告人曾瓊芳的親屬在案發后已將贓款15 000元全部予以退還給了被害人。

　　(3)被告人曾瓊芳在公安機關的供述，證明2005年12月10日，公安機關在搜查出以其名字開戶并存入了15 000元贓款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等贓款贓物時，公安機關就明確告知了被告人曾瓊芳，該電子借記卡上的15 000元系被告人柳星宇盜竊所得，為贓款，公安機關將依法扣押追繳，并當場將該卡予以了扣押;被告人曾瓊芳于次日利用手中未被公安機關所搜查走的存折，叫其弟曾茂富將該款從銀行全部予以取出，被告人曾瓊芳并向公安機關謊稱，該款已被其用于替被告人柳星宇歸還了借款。

　　(4)被告人柳星宇在公安機關的供述，證明二被告人于2005年12月5日，一道到中國銀行將15 000元贓款存入了以被告人曾瓊芳名字開戶的中國銀行長城電子借記卡上。

　　(5)證人曾茂富的證言，證明被告人曾瓊芳于2005年12月11日，叫其拿曾瓊芳的存折到“羅浮世家”的中國銀行處將其存折上的15 000元全部予以取出。

　　(四)判案理由

　　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根據上述事實和證據認為：被告人曾瓊芳構成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不構成盜竊罪。因為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財產的所有權，其基本特征為侵犯財產所有權。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這四項權利共同構成所有權的全部內容，從本案的情況看，只有被害人杜小麗享有該四項權利，屬于該15 000元的所有權人，而非公安機關;盜竊罪的對象是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一條　“本法所稱公共財產，是指下列財產：(一)國有財產;(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三)用于扶貧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產。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的規定，該15 000元顯然不屬于公共財產，更不能以公共財產論，因該15 000元不屬于被害人或者被告人柳星宇交由公安機關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財產，公安機關在對被告人曾瓊芳的暫住屋進行搜查時，就明確告知了以其名字開戶所存的15 000元屬于贓款，公安機關將予以扣押追繳，并當場出具了扣押物品清單，其行為屬于公安機關在代表國家履行正常的司法活動，以保證案件得到正確、及時、公正的處理，并保護國家、個人的財產免受不法侵犯所致的損失。因此，被告人曾瓊芳在明知用其名字所存的15 000元屬于贓款，公安機關已對存款用的借記卡進行扣押的情況下，使用公安機還未掌握其有借記卡配套使用的存折，將該15 000元予以取出轉移的行為，不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再從盜竊罪的主觀故意內容看，盜竊罪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所謂非法占有為目的，是指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財物而意圖把財物非法轉歸己有或第三人占有，被告人曾瓊芳明知15 000元已被公安機關扣押追繳，而故意將其取出，將嚴重影響公安機關的正常司法活動，因此其不構成盜竊罪的主觀故意是明顯的。另從盜竊罪的客觀方面看，盜竊罪是以秘密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行為，所謂秘密，是指行為人采取自以為不使財物所有者、保管者發覺的方法，暗中將財物取走。從上述案件的情況看，公安機關不是財物的所有者亦不是財物的保管者，被告人到銀行取錢，其亦是能明確知道公安機關會知道是屬于其所為，無秘密可言，亦無自以為不會被公安機關發覺的秘密可言。因此被告人曾瓊芳的行為，不符合構成盜竊罪的要件。其構成的罪名應為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其理由如下：一、該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公安機關依法扣押財產等措施的采取，是保證案件得到正確、及時、公正處理的需要，也是保護國家、集體、組織和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被告人曾瓊芳在明知公安機關已將以其名義所存的15 000元借記卡予以扣押，并依法予以追繳的情況下，利用公安機關沒有掌握的配套存折，將該款全部予以取出轉移，是對國家法律和司法機關權威的蔑視，嚴重破壞了國家司法機關工作的正常開展。二、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被告人曾瓊芳實施了轉移公安機關扣押的15 000元財產，情節嚴重的行為;本罪的對象只能是已被公安機關扣押的財產，已被公安機關扣押的財產是在公安機關內部還是在行為人控制的范圍內或者其他場所，對構成本罪沒有影響，所謂已被公安機關扣押的財產，是指公安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履行法律規定的手續而扣押的財產(包括款項)，本案已查明的事實，已清楚表明，公安機關已履行了法定的手續對該款項予以了扣押，而被告人曾瓊芳將該款取出后拒不交出，意圖使公安機關難于查找，使案件無法處理，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阻礙了公安機關的正常辦案程序。三、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只要被告人知道該款已被公安機關扣押或追繳，其將該款取出，其目的和動機不論是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還是為了謀取經濟利益，或為了擾亂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均不影響構成此罪。綜上，被告人曾瓊芳的行為應當構成了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被告人曾瓊芳的辯護人提出的應以該罪對被告人予以定罪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采納。法院在對被告人曾瓊芳量刑時，將考慮被告人系初犯，認罪態度好，轉移的贓款亦全部退還給受害人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五)定案結論

　　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被告人曾瓊芳犯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六)解說

　　本案案情并不復雜，但在對被告人曾瓊芳的行為性質認定上，存在其行為應構成盜竊罪還是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的分歧。

　　首先，被告人行為完全符合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的構成要件。

　　從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與盜竊罪在犯罪客體、對象、客觀、主觀等方面的區別來看，被告人不構成盜竊罪，而應構成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從客觀要件來看：1、曾瓊芳的行為客觀上已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的正常辦案秩序，且社會影響惡劣，亦屬于情節嚴重;2、曾瓊芳的轉移行為具有相對于社會一般公眾的一定公然性。其用配套的存折和密碼從銀行以正常方式取走該扣押財產的犯罪手段不屬于完全的“秘密手段”。從主觀要件來看：1、在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明確告知曾瓊芳以其名字開戶的中國銀行卡內的財產系贓款，且曾瓊芳亦在公安機關出具的扣押銀行卡的清單上親筆簽字確認，足以表明其知曉該財產已被依法扣押。2、本案中曾瓊芳將扣押財產非法予以轉移，但其并未采取積極方式蓄意隱瞞轉移事實。通過其犯罪的客觀行為，可能推出其具有幫助柳星宇逃避刑事處罰、破壞司法機關的證據收集等主觀目的，且其主觀目的具體為何，并不影響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的構成。但若從曾瓊芳的上述客觀犯罪行為，就直接推出其在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從而構成盜竊罪的主觀要件，未免過于武斷，也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其次，被告人行為不構成想象競合和法條競合。

　　審判中有意見認為，本案應適用想象競合的理論，從一重罪即盜竊罪進行處斷。但是，這種觀點只注意到想象競合的構成要件中，要求行為人客觀上只實行了一個危害行為，該危害行為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同時引起了兩個刑法上的類型化結果，并在形式和外觀上同時符合刑法規定的兩個犯罪構成。卻忽視了想象競合的另一關鍵要素，即想象競合犯的行為雖然觸犯了數個罪名，但數個罪名中的任意一個均不能單獨對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作出全面的刑法評價。這是想象競合犯區別于實質一罪、實質數罪及法條競合犯，作為獨立的犯罪形態所具有的根本特征。想象競合的四個要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通過上文分析可知，本案被告之行為已能由刑法第314條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進行全面準確的定性評價，亦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罰原則和定罪量刑上的全面評價原則。另外，從刑罰體系和法條設置來看，如果將本案相同及相似情形都認定為想象競合，那想象競合適用的法條取舍方法將使轉移行為方式下非法處置扣押財產罪可能永遠得不到適用, 使刑法314條的法條設置及規定部分地形同虛設，這顯然違反了立法者的旨意,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和立法效用原則。所以，本案情形不構成想象競合。

　　此外，本案情形也不構成法條競合。因為法條競合的出現，從根本上是某些刑法法條規定的犯罪構成具有重合關系的現實狀態的必然結果，于法律制定時即可預見，通過對法律條文的研究亦不難認識，從一定程度上講，數法條之間的聯系是必然的，與犯罪行為的發生與否無關。而本案中，存有爭議的法條之間的偶然聯系，是以行為人實施特定的犯罪行為為前提或中介引出的。所以，本案情形也不構成法條競合。

　　此案不僅具有對審判工作的指導價值，更具有對社會公眾的宣傳價值，尤其是在當前執行難問題突出的背景下，正確理解和充分利用《刑法》第314條等現有法律規定，對于堅決依法打擊隱藏、轉移、變賣、故意毀損已被司法機關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等逃避司法機關強制執行的行為，建立司法威懾機制，規范司法秩序、保障司法機關有效地正常活動，增強司法的權威性、公信力和民眾法律意識，無疑具有重要的司法導向的宣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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