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的靈活性不足，恐怕很難滿足各地的實際需要，同時也增加其實施難度。從這一角度上講，不如在立法層面上給地方更多的自主立法空間。

　　距《勞動合同法》通過已過去整整九年。這九年間，爭議不斷，尤其是近期，關于《勞動合同法》的爭論再趨激烈。

　　此番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的保護是否過度，《勞動合同法》是否是企業利潤下滑、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簽訂無固定期限對大中小企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合適等，以及由于當前我國正開展供給側改革，企業在著力降成本、過剩行業著力去產能，《勞動合同法》是否能適應這種改革的需要，是否需要修訂。

　　把《勞動合同法》視為企業利潤下滑、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難以站得住腳。九年前，新的《勞動合同法》出臺之時，學者們就進行了一番爭論。張維迎、劉吉都有批評，認為這將直接提高企業的成本，讓工人更難找工作了。

　　但也有學者認為企業稅負才是問題的關鍵。目前企業的平均稅負是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60%。稅費過重，如果企業贏利空間有限，就會向員工轉嫁經營成本，就會批評《勞動合同法》，認為過于保護勞動者。這也是本屆政府一直為企業和個人努力減稅降費的原因。

　　當然，這樣并非是說《勞動合同法》已經完全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中國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要提高各種要素的生產率，就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這在客觀上要求《勞動合同法》要體現企業和勞動者的平衡，而不是單獨保護某一方。

　　更何況，目前的《勞動合同法》也并未完全執行到位。法律上一些規定的社保、休假等條款在很多地方和行業執行情況不一而足，有些條款甚至被架空。究其原因在于，這樣一部全國綜合性的法律還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的國情。

　　中國地域千差萬別，行業千差萬別，企業也千差萬別。尤其是，中國不同區域的經濟水平差別越來越大，其產業也不盡相同，適用于發達地區的法律條款，未必適用于落后地區。比如北上深等大城市，其經濟產業已轉變為科技、金融、服務業等領域。而有些地方仍屬于工業型省市，其經濟驅動力主要來自第二產業。不同地區的經濟模式不同，必然導致其在勞動合同關系中保護的側重點不同。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合同法》對所有地域、行業、企業一刀切，確實靈活性不夠，恐怕很難滿足各地的實際需要。同時，也會讓《勞動合同法》因缺乏適應性而難以實施。從這一角度上講，現在討論更高段位的《勞動合同法》修改，不如更加關注于法律與國情的適應，不如在立法層面更加靈活一些，給地方更多的自主立法空間。

　　這樣經濟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無論是人均GDP或職工平均收入，均已接近一些發達國家水平，那么，這些地方愿意更加注重保障勞工權益，自然就可以先行一步。中西部等一些省份如果就業仍然是最大壓力，那么，當地的勞工法律自然可以更加寬松一些，向資方傾斜，鼓勵企業雇傭更多人員。

　　中國體量太大。無論是從國土面積還是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現實來看，和歐盟存在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們的相關法律，應該根據這樣的實情，而更加富有彈性，在大一統的成文法體制之外，給與地方更大的立法自主權利。我想，這可能才是認真值得考慮的問題，也是最能夠兼顧各方利益的最佳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