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一座美麗的城市。但是對湖南籍搬運工周雪明而言，這座城市留給他的，是無盡的絕望。他因工傷和老板發生勞動糾紛，在收到裁決書那刻即決定赴死，將一瓶農藥一飲而盡，大難不死。近日，雙方達成協議，領班一次性補償周雪明1 .2萬元，并在勞動部門簽訂私了協議。1 .2萬元，包括此次喝農藥的醫療費7000多元，工傷補償只有4000多元。簽協議當晚，周雪明就啟程回湖南老家，他說“不打算再來佛山了”。

　　周雪明的遭遇令人同情，而更讓人心情沉痛的是，還有千千萬萬個周雪明“潛伏”在數以億計的龐大外來工群體中，一旦發生勞動糾紛，周雪明的遭遇就會不斷重演。應該說，在周雪明工傷事件中，老板、政府仲裁機構都有自身的難處，一味痛斥老板絕情、仲裁機構有失公正似乎也有些過分。而在周雪明眼里，所有維權途徑已全被堵死，唯有以死抗爭。

　　我們都知道，維權一定要理性，走極端是不可取的，最終只能害人害己。但是當理性、合法維權之后，仍然看不到希望，是不是太殘酷了?以死相拼固然不值，但是還能用什么更好的方式為自己討個說法呢?

　　當前勞動者處理和用人單位的勞動爭議途徑有以下幾種：一是與用人單位協商解決;二是由勞動爭議處理機構調解;三是由勞動爭議仲裁機構仲裁;四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協商和調解是一種較為便捷的途徑，周期短，成本低，但由于內置于用人單位的體制內，實際效果往往極為低微。盡管從理論上講勞動者可以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但是因維權之路太坎坷而迫使許多人采取極端方式討要說法，比如喝藥、跳樓、持刀傷人等，即便如此，最終也討不到什么說法，還要為不理性行為付出代價。

　　勞動監察部門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的共同“娘家人”，雙方發生糾紛，“娘家人”應該出面調解，不偏袒任何一方。不管是用人單位存在違反勞動法規的行為，還是工人在“敲竹杠”，勞動監察部門都應該依據現行勞動法律、法規、規章的決定予以處罰。盡管從法理上講，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是平等的主體，但是一旦雙方發生糾紛，勞動者天生處于弱勢。這就要求相關部門在處理問題時，要多考慮勞動者一方的困難，在政策和法律法規許可的情況下，盡量向勞動者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