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的《南方周末》以《倒賣學生工：職校成了中介公司》為題，報道了成都富士康公司大量使用職業技術學校學生工的事件。

　　富士康作為蘋果、惠普等名牌電子產品的代工王國，在中國大陸有超過100萬的員工。去年的跳樓事件加上沿海地區用工成本的快速增加，促使它加快了向內地戰略轉移的步伐。就在各地政府紛紛爭搶富士康投資的同時，富士康也在各地加緊搶奪這些地區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一項調查稱，深圳富士康許多生產線上的學生工比例約占30%，而重慶、成都富士康的學生工比例遠超深圳。

　　有媒體在2010年初曾報道，河南教育廳發文號召中職學生去富士康實習，《河南省教育廳辦公室關于組織中等職業學校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頂崗實習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曾明確，以二年級學生為主進行頂崗實習，按計劃進行組織、輸送。《法制日報》更報道了山西某職業學校入學只有十來天的學生，便被以勤工儉學為名義，進入企業實習，這些14、15歲的學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童工。

　　原因：用工荒局面下 “學生工”優勢凸顯

　　2008年年底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好轉之后，各地出現用工荒局面，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超過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人口紅利”時代結束，“劉易斯拐點”逼近，各地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企業面臨嚴重的招工困難。在此局面下，不少企業將招工對象對準了學生工，職業學校里有大批穩定且工資低廉的學生工，又有老師協助監管，成為了受企業青睞的勞動力輸出渠道。

　　對企業來講，除了工資低廉外，學生工的其他成本也很低：實習不屬于勞動關系的范疇，不需要簽訂勞動合同，也可省去大筆參加社會保險的費用;即使發生勞動爭議，也屬于勞動監察部門的監管空白地帶;如果學生工發生工傷，賠償問題要么只能糾纏于是否屬于勞動關系，要么就完全沒有。

　　影響：被綁架的并不僅僅是學生工

　　中國的產業轉型和升級，需要大量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技術人才，這就是社會賦予職業學校的使命和任務。許多學生也因此而看到了學習的前景，這些學生在初中畢業后，懷揣著學習一門專業技術的夢想，進入學制三年的職業技術學校學習。在交納大約4000-5000元學費后，他們獲得的卻只是簡單的職業培訓和漫長的頂崗實習。

　　中國政府從2006年開始大量鼓勵民辦職業學校的發展，2010年民辦職業學校占職業學校的比例已上升到28.2%。盲目的擴張，政府和教育部門的監管缺失，學校的教育質量參差不齊，職業學校逐漸成為了向企業輸送廉價勞動力的渠道，在這個過程中以收取實習管理費的名義從學生身上賺取利潤，電子相關專業尤甚。

　　學生實習，本是為了更好地熟悉專業技能，提高實踐水平，增長社會經驗，而現實情況卻是越來越多的實習生成為了企業的廉價勞動力。當三年的“學習”結束后，他們發現，自己的技術水平和工資水平與當年沒上技校的初中同學一樣：低級而低廉。

　　一直以來，經濟發展都在我們國家居于第一要位的，然而經濟的發展是為了什么?按照印度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觀點，經濟的發展，是為了更大程度的發展自由。對于學生工而言：低質量的職業技術學校教育、入校一年即開始的實習、高強度、低技術、缺乏勞動關系保護的工作，雖然短期內能夠滿足補貼家用的愿望，但從長期卻造成了學生過自己想過的生活的“可行能力”的剝奪。國家在職業教育方面的大量投資的努力化為泡沫，也許，被綁架的并不僅僅是學生工以及職業學校，更是這個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