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國務院法制辦共同完成了《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起草工作。該草案對個稅制度進行了多處修改，以達到為中低收入者降低稅負的目標。據悉，此次個稅修改的目標包括：適當降低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推進合并應稅所得項目、適當調整稅率級次;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改善征管條件等內容也被寫入草案。社科院財貿所所長楊志勇告訴本報記者，雖然此次個稅改革免征額不上調，但縮減稅率級次、擴大稅率級距以及適當下調稅率之后，肯定會起到減稅的效果。

　　個稅起征點不動

　　“起征點仍延續2008年3月1日起實施的2000元標準。”

　　此次個稅改革，起征點很可能不作調整，仍延續2008年3月1日起實施的2000元起征點。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院長馬海濤告訴本報記者，個稅免征額的上調對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作用甚微，當前我國絕大多數城市最低工資標準都低于每月1000元，而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月工資為2500元左右，如果繼續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從中受惠的將主要是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則不被涉及或者影響甚微，這恰恰違背了利用個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初衷。

　　去年11月，財政部網站也發布文章指出，提高起征標準，往往是高收入者受益較多，中等收入者減稅較少。文章表示：“占工薪收入者大部分的低收入者，則由于本不需要納稅而不會受益。高工薪收入者減稅較多，是因為對工薪所得項目個人所得稅實行超額累進征收，相應在減稅時也有累退效應。”

　　文中還舉例說，如將費用扣除標準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000元，月薪為5000元的納稅人每月少納稅100元，而月薪為1萬元的納稅人則每月少交200元稅。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上調免征額是整體上減稅，但無助于公平。

　　他舉例說，我國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2000元以上收入者只占10%，如果調整免征額，只是對這10%少數人減稅，對90%的人沒有影響。考慮到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免征額可以適當調整，但是上調多少需要具體測算。

　　而調節個人所得稅的諸多因素，除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外，還要統籌財政承受能力。目前，個稅收入實行中央和地方“四六”分享比例，個稅既是地方收入來源之一，也是中央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02年開始，個人所得稅由中央與地方分享，中央財政從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中多得的財力，幾乎全部用于對西部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職工工資發放以及社會保障補助等基本支出項目。如果只賦予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的功能，而否定其組織財政的收入的功能，不僅會影響國家對低收入者和地區的轉移支付能力，從長遠看，也難以發揮其調節高收入的作用。

　　“減稅不僅僅體現在數字上的變化，它會涉及到一些結構性稅收的變化，在減稅的同時，其他的政府收入項目會出現怎樣的變化，都需要關注。”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說。

　　個稅起征點不動

　　“起征點仍延續2008年3月1日起實施的2000元標準。”

　　此次個稅改革，起征點很可能不作調整，仍延續2008年3月1日起實施的2000元起征點。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院長馬海濤告訴本報記者，個稅免征額的上調對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作用甚微，當前我國絕大多數城市最低工資標準都低于每月1000元，而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月工資為2500元左右，如果繼續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從中受惠的將主要是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則不被涉及或者影響甚微，這恰恰違背了利用個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初衷。

　　去年11月，財政部網站也發布文章指出，提高起征標準，往往是高收入者受益較多，中等收入者減稅較少。文章表示：“占工薪收入者大部分的低收入者，則由于本不需要納稅而不會受益。高工薪收入者減稅較多，是因為對工薪所得項目個人所得稅實行超額累進征收，相應在減稅時也有累退效應。”

　　文中還舉例說，如將費用扣除標準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000元，月薪為5000元的納稅人每月少納稅100元，而月薪為1萬元的納稅人則每月少交200元稅。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上調免征額是整體上減稅，但無助于公平。

　　他舉例說，我國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2000元以上收入者只占10%，如果調整免征額，只是對這10%少數人減稅，對90%的人沒有影響。考慮到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免征額可以適當調整，但是上調多少需要具體測算。

　　而調節個人所得稅的諸多因素，除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外，還要統籌財政承受能力。目前，個稅收入實行中央和地方“四六”分享比例，個稅既是地方收入來源之一，也是中央轉移支付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02年開始，個人所得稅由中央與地方分享，中央財政從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中多得的財力，幾乎全部用于對西部地區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職工工資發放以及社會保障補助等基本支出項目。如果只賦予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的功能，而否定其組織財政的收入的功能，不僅會影響國家對低收入者和地區的轉移支付能力，從長遠看，也難以發揮其調節高收入的作用。

　　“減稅不僅僅體現在數字上的變化，它會涉及到一些結構性稅收的變化，在減稅的同時，其他的政府收入項目會出現怎樣的變化，都需要關注。”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說。

　　推行混合所有稅制改革

　　“將其余10類所得的征收點都調整到2000元水平。”

　　迄今為止，有關個人所得稅的幾乎所有調整動作，都未真正觸及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實質內容。不過，這一現象有可能在今年發生變化。

　　據悉，上報國務院的草案，還計劃將目前個人11類所得進行合并。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分類個人所得稅制，除工薪所得外，對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也分別規定了不同的扣除標準，多為800元。而綜合征收的目標是，將其余10類所得的征收點都調整到工薪所得一個水平，即2000元。

　　在高培勇看來，近年的個稅制度改革只是“小步微調”。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向，被界定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即將現行的“分類所得稅制”改為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混合所有稅制”。

　　“這項改革自2006年以來，沒什么實質性的進展，只是根據生活費用上漲和宏觀調控的需要，做了個稅起征點上調和個人自主納稅申報，同時加強了稅收征管。”高培勇表示。

　　有分析人士認為，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執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稅制模式過于復雜，同時，累進制稅率也帶來事實上的不公平，極大的制約了收入再分配功能的發揮。據接近財政部人士介紹，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并最終建立完全的綜合稅制。

　　“實行這樣的稅制，就是把一個人的各種收入加在一起，然后再考慮各種具體情況，規定具體的扣除額，年終匯總計算納稅。”該人士表示。

　　實行這樣的稅制，征管上要求比較高，要求納稅人向稅務局申報納稅，稅務局也要合適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另外，還要建立配套制度，比如現金管理，銀行和稅務系統聯網等。一旦實行綜合制，便意味著直接針對居民個人征收且由居民個人直接繳納時代的來臨。

　　“當你發現某一天穿著稅務制服的人和作為個人納稅人的你，能夠直接打交道的時候，那時候中國直接稅時代才會真正到來。”高培勇告訴記者。